人类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当属殷代甲骨文《尚书•••••••微子》“我其发狂”。表明“狂”这一病名于约公元前11世纪就有记载，这也是史前虽无文字可考，但也历经人类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并与之斗争的漫长的历程。如《诗》、《易》、《礼》、《左传》及先秦诸子中就有不少有关对精神疾病的零散记载。如《诗•大雅•荡之什•桑柔》：“多我觏痻”，“痻”则是一种神志恍惚的精神疾病的症状表现。《易•丰六二》：“往得疑疾”，疑疾是多疑的一种病态表现。《周礼•天官•疾医》：“春时有痟首疾”，“痟”指头痛《左传•昭公元年》引医和言“……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惑疾则是精神活动迷妄，昏乱的表现，心疾可理解为精神异常。《荀子•王霸》：“……有以守多，能无狂乎。”这里也提到“狂”这一精神病名。《国语•周语》：“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是说，一个人如果视听（感知觉）不和（和：顺畅），就会导致躯体病变（震颤）和其他方面的感觉异常（味不精），由此可出现气佚，气佚又可导致身体的诸多不适。在这种状态下，又可引起狂悖及眩惑等心身障碍,竟然揭示了精神心理状态与躯体之间在病理上错综的互动关系。

《管子•内业》和《吕氏春秋•仲春记》又提出“忧郁生疾”，“百病怒起”，“醉者越百步之沟……”，《韩非子•解老》：“思虑过度则智识乱，……意识乱则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内外因素的刺激和酒精中毒可引起精神疾病的病因就有了认识。《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冥而不清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立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指出心中若有疑虑在光线阴暗的情况下会产生错觉和幻觉等精神症状。在《史记》《殷本纪》及《宋微子世家》中都有箕子谏纣王不听，被发佯狂为奴的记载，这也许就是最早的伪装精神病的记载。之后还有孙膑佯狂避祸等，均说明当时的统治阶级认为精神病人非通常人而不屑理睬，刑罚也不施于其身。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往往精神因素可促发精神疾病，解除发病的精神因素还可促使精神疾病的恢复。如《诗•郑风•风雨》：“既见君子，云胡不瘳？”在精神疾病的预防方面《左传•襄公十七年》有：“国人逐瘈狗。”的记载，表明公元前6世纪，我们的祖先就知道驱除疯狗可以预防狂犬病。“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静然可以补病”（《庄子•外物》）等论述，又是注意精神卫生可以预防疾病的最早的例证。

上述乃为远古及春秋时期古籍中对精神疾病的认识片断，虽较肤浅，但从中也可看出我们的祖先最早的对精神疾病的病名、症状、病因、治疗及预防等各方面的认识，为精神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秦汉时期，又有许多著名的医学家编篡成的许多医学名著问世。流传至今的有战国以后搜集、整理和编篡的托名黄帝的《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秦越人（号称扁鹊）所著的《难经》、被后世称为“医圣”的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等。其中有许多对精神疾病的基础理论和治疗方法的阐述，既是这一时期医学名家临床经验的介绍，又是对此前临床经验的总结。

被医家视为“医经”的《内经》，在其《素问》中就提到了诸多的精神疾病的名称，如：“狂”、“躁”、“谵妄”、“癫�ⅰ薄ⅰ蔼�瘈”等。特别是《灵枢•癫狂篇》更是中医对精神疾病最早的专篇论著。在症状学方面对尸厥、阳厥、妄见妄闻、各种妄想、癫�⒎⒆鞯榷加猩�动的描述。《素问•阳明脉解论》：“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者”，“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灵枢•癫狂》“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日夜不休……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也……”，“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癫疾始发，先发僵”，“筋癫疾者，自倦挛急大”，这些病状描述形象、准确。

《内经》对精神疾病的病因病机也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对人的精神活动的基础“心神”也有明确的阐述，认为精神活动则是心神的功能，故有“心藏神”，“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并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有它的物质基础，如《灵枢•本神》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后脑髓生”、“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的朴素的辨证观点。同样还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五脏和脑。《内经》有：“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说明了心、肺、肝、脾、肾是神、魄、魂、意、志等五神的物质基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五志）”。后世医家则在“五志”的基础上发展为“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而且更进一步指出强烈的精神刺激可以引起人的精神异常，体内器官（五脏）功能受到影响；躯体、五脏的变化也可引起情感异常。故有“百病皆生于气”及“七情内伤”的大怒伤肝，大喜伤心，思虑伤脾，悲忧伤肺，惊恐伤肾等论断。《内经》又提出了阴阳失调也可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素问•生气通天论》：“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病乃狂”，《素问•调经论》也有：“所谓甚则狂癫疾者，阳尽在上而阴气在下，下虚上实，故狂癫疾也”。而《难经•二十难》中也有“重阴者癫，重阳者狂”，明确提出了阴阳偏颇可引起精神疾病。《素问•至真要大论》：“诸躁狂越，皆属于火”；“火热受邪，心病生焉”。说明了“火”是产生精神错乱的主要原因。《素问•脉要精微论》　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精神疾病的本质：“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乱也。”

在治疗方面，《素问•病能论》提出以禁食或服生铁落饮的方法治疗“阳厥”怒狂者。《灵枢》谈到对精神病的治疗采用针刺经络的方法予以治疗。如手足太阳，阳明，太阴及手少阴等经可治狂症。

中医对精神疾病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历代医家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加深。特别是继《内经》之后，汉代医圣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中对精神疾病中的热病发狂就有很多记载，而且在其论著中非常细致地对热病或传染病所致的精神紊乱予以症状描述，并首先提出了“脏躁”、“百合病”、及“产后发热”、“烦躁”、“谵语”等症名。如《金匮要略》有“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这是对奔豚病症状表现的描述。又如“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对百合病：“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无时，或有不于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这是一组精神恍惚不定，饮食与行动失调的古称脏躁的精神症状群，与现代精神医学中的癔病和神经官能症的表现十分相近。张仲景在其《金匮要略》中进一步指出“妇人脏躁”及“奔豚者，皆从惊恐得之”。并提出治疗法则与方药，如奔豚气用奔豚汤以养血平肝，和胃降逆；脏躁证用甘麦大枣汤以养心缓肝；百合病用百合汤以养阴清热，蓄血发狂用桃核承气汤以泄下行瘀。

魏晋时期著名的医学家王叔和在其《脉经》（卷二）中将癫��按年龄分为“大人癫、小人�⒁病薄Ｓ执勇鱿笊现赋鲇刖�神疾病的关系；如：“……阴阳皆实盛者，此为冲督之脉也。……其人皆若恍惚狂痴。……”

皇甫谧在《甲乙经》中也有用针灸疗法治疗癫症、狂症、以及头痛、心烦、目妄见，呆痴、欲自杀、欲杀人等症状的针刺穴位。

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中有与现代精神分裂症症状表现相类的描述，“女人与邪物交通，独言独笑，悲思恍惚。”

隋代的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中列出四十余种精神症状，如在《风邪候中描述出：“发狂或欲走，或高贤称神圣者，或风邪入并于阳，阴阳气相并所致”精神异常的表现。在《鬼邪候》中也有：“言语错谬和啼笑惊走，或癫狂昏乱，或喜怒悲哭，或大惧怖如人来逐，歌谣咏啸，或不肯语”对癫狂错乱的描述。对奔豚气也有形象的症状描述：“其气乘心，若心中踊踊，如事所惊，如人所恐，五脏不定，食饮辄呕气满，胸中狂癡不定，妄言妄见。”并提出用导引疗法治疗精神疾病。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所著的《千金方》中，有许多对精神症状详细、生动的描述。如：“凡诸百邪之病……其有种种形象，示表癫邪之端而见其病，或有默默而无声，或复多言而漫说，或歌或哭或吟或笑，或眠坐沟渠，啖食粪物，或裸形露体，或昼夜游走，或嗔骂无度……如斯种类癫狂之人，合针灸与方药并主之”。特别是在病因学方面，孙思邈明确提出“风”对癫�⒑涂裰⒌闹虏∽饔茫�“风入阳经则狂，入阴经则癫”。

唐宋时期，由于在相当时期内政治稳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医学方面，隋唐两代十分重视古代医学典籍的整理和篡补工作。到了宋代则侧重于实践经验的总结，由官方出面组织人员编集了一些方书，著名的有《神医普救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经》、《政和圣济总录》。在这些书籍中分别收录了数万条方剂，其中有许多治疗精神疾病的方剂一直沿用至今。加之医家自撰的许多方书，如严用和的《济生方》、朱肱的《活人书》等，除对精神疾病进行理论阐述之外，也有许多治疗精神疾病的方剂流传至今。如羚羊角散、三圣散、凉膈散、失笑丸、苏合香丸、朱砂散、逍遥散、归脾汤等。

金元时期，名医辈出，创立新学流派与尊古守旧派进行激烈的斗争，各家争鸣促进了祖国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医精神病学也受到了较大促进，一些名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

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在《内经》“诸躁狂越，皆属于火”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火热过亢论”，强调癫狂是由火热过亢引起。在其《河间六书》中说：“心火旺，则肾水衰，乃失志而狂越”。又提出：“多喜为癫、多怒为狂，然喜为心志，故心热甚则多喜发为癫；怒为肝志，火实制金不能平木，故肝实则多怒而发狂，况五志所发，皆为热……”。在治疗上则主张以降心火益肾水的寒凉药为主。

“痰迷心窍”，认为精神疾病是由“痰”引起，这一理论首见于张子和。在其所著《儒门事亲》一书中明确提出：“肝屡谋，胆屡不决，屈无所伸，怒无所泄，心血日涸，脾液不行，痰迷心窍，则成心风”。治疗上则主张用吐下法猛攻顽痰。他的这一理论和治疗法则对后世医家产生极大的影响。朱震亨在张子和“痰迷心窍”理论的基础上，认为癫、狂二症“大率多因痰结于心胸间，治当镇心神，开痰结”。又将癫、狂、�⒎直鸲源�：“癫者神不守舍，狂言如有所见，经年不愈，心经有损，是为真病。如心经蓄热，当清心除热，如痰迷心窍，当下痰宁志，若癫哭呻吟，为邪所凭，非狂也，……”。“癫属阴，狂属阳，癫多喜而怒多狂。”并在《内经》七情五志关系的基础上提出 “活套”疗法治疗癫、狂。

到了明代，名医众多，著述甚丰，对中医精神病学也有较多论述。戴思恭的《证治要决》提出：“癫狂由七情所郁，遂生痰涎，迷塞心窍”。治则服四七汤。并从癫狂中分出“心风”、“失志”，提出：“心风者精神恍惚、喜怒不常，无语，时或错乱，有癫之意，不如癫之甚，亦痰气所为也，宜星香散，加石菖蒲人参各半钱，下寿星丸。有心经蕴热，发作不常，时烦躁，……有类心风，稍定复作，参苏饮加石菖蒲一钱。”“失志者，由所求不遂，或过误自咎，懊恨嗟叹不已，独语书空，若有所失”，又提出“卑惵”一名，描述为：“有痞塞不饮食，心中常有所怯，爱处暗室，或倚门后，见人则惊避，似失志状。”类似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李梃在其所著的《医学入门》一书中，对癫狂有明确而详细的分类描述，他还提出“邪崇”一证，他说：“视听言动俱妄者，谓之邪祟，甚则能言平生未见闻事及五色神鬼。此乃气血虚极，神光不足，或挟痰火壅盛，神昏不定，非真有妖邪鬼崇。”

王肯堂在其所著的《证治准绳》一书中列出神志门一章，对中医精神病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将癫�⒚魅贩挚�，改变了以往中医精神病分类的混淆不清的状况。他在《证治准绳》总论中说：“素问只言癫而不及�ⅲ�灵枢乃有��瘈、�⒇手�名。诸书有言癫狂者，有言癫�⒄撸�有言风�⒄撸�有言惊�⒄撸�有分癫�⑽�二门者，迄无定论。究其独言癫者，祖素问也；言癫�ⅰ⒀择部裾咦媪槭嘁病Ｒ�知癫�⒖瘢�大相径庭，非名殊而实一之谓也。”指出了历代精神疾病分类的混乱。并将精神疾病分为三类：癫狂�ⅰ⒎吃辍⒕�悸恐。这种明确简要的分类，为后世医家论癫狂者所宗。

张介宾在其《景岳全书》中提出：“痴呆症，凡平素无痰，而或以郁结，或以不遂，或以思虑，或以疑贰，或以惊恐，而渐致痴呆，言辞颠倒，举动不经，或多汗，或善愁，其证则千奇万状，无所不至，脉比或弦或数，或大或小，变易无常。……但察其形体强壮，饮食不减，别无虚脱等证。……此证有可愈者，有不可愈者。”“痴呆症”这一命名的提出，又为中医精神病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对我国十六世纪之前的药物知识进行广泛而全面的总结，其中记载了许多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和方剂。

清代也是名医辈出的时代。陈士铎所著的《石室密录》将中医精神病学的分类化分为癫病、狂病、呆病，又分出一类，名为花癫病。并描述到：“如人病花癫，妇人忽然癫�ⅲ�见男子抱住不放，此乃思慕男子不可得，忽然得病如暴风急雨，罔识羞耻，见男子，则为情人也。”这是典型的女性患者性亢进的精神症状。对呆病也有生动形象的描述：“呆病如痴而默默不言，如饥而悠悠如失也，意欲癫而不能，心欲狂而不敢，有时睡数日不醒，有时坐数日不眠，有时将己身衣服密密缝完，有时将他人物件深深藏掩，与人言则无语而神游，背人言则低声而泣诉，与之食则厌薄而不吞，不与食则吞炭而若快。”这段描述与现代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表现十分相似。

程国彭在《医学心悟》一书中，对各种精神疾病，如癫狂�ⅰ⒕�悸恐、头痛、眩晕、健忘、不得卧、产后癫狂、产后心神惊悸等的各种精神症状进行生动形象的描述。简明扼要，对初学者的习用十分方便。

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其著作《医林改错》中根据他对人体解剖的观察结果和临床经验进一步论证了关于人脑的见解，断言“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 “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老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他对精神疾病的病因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癫狂一症，哭笑不休， 詈骂歌唱，不避亲疏，许多恶态，乃气血凝滞，脑气与脏腑气不接，如同作梦一样。”在此理论的指导之下，王氏创立了“癫狂梦醒汤”等方剂，提倡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治疗精神疾病。

晚清时期，由于列强的入侵，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真正安心研究医学之人寥寥。但西欧医学则大规模输入，欧美精神病学也同时传入我国，我国传统医学的精神病学则徘徊不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发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的号召，并制定出一系列中医政策。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精神病学的研究和临床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跨国际的中医中药热更是前所未有，人们普遍认识到对一些西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中医则往往是药到病除，且无任何毒副作用。但目前我国真正的中医师后继乏人。为振兴中华，造福人类，弘扬中医中药事业，广大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中医中药工作者责无旁贷。